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讲求信用是有传统的。孔子云： “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在传统上，人们推崇 “ 言必信，行必果 ” 、 “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 这样的道德戒条。然而，这种对信用的要求往往受到人际关系的局限，也即人们根据与他人的亲疏远近来决定讲究信用的程度。当人们的交往范围越来越扩展，逐渐淡化对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关注时，原有小范围内的社会信用关系也便遭到了挑战。对这种危机，费孝通先生在描述 “ 乡土社会 ” 与 “ 现代社会 ” 的区别时，讲得相当透彻。乡土社会是一个 “ 熟悉 ” 的社会，人们在一定区域内长时间、多方面的频繁接触，使他们彼此知根知底，甚至亲密到可以 “ 眉目传情 ” ，连文字都是多余的。因而， “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能性。 ” 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各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在交往时不但话要讲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怕口说无凭，非得在纸上立下许多条文来。在这两种社会的转型中，社会信用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了熟人 “ 众目睽睽 ” 的监督，有些人难免就会有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冲动。所以，要重建社会信用体系，传统乡土社会的遗留不得不是值得人们考虑的因素。
社会信用受到的另外一种转型的影响，可视为我国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表现。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换实际上就是承诺的交换，因而信用更得依靠陌生人之间的理性预期来维系。讲求信用，实际上就是人们舍短期利益而求长远利益。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人将此处的关键概括为两点：保护产权和规范政府。前者意味着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以及进行重复交易的保障，后者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公正的规则体系。然而现实是，恰恰由于产权不清晰或易受侵害，而政府职能又未能到位，甚至有时掠夺市场，因而，社会信用常常受到重创，一些注重长期收益的领域（比如资本市场）迟迟不能发展起来。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信用状况。
美国学者曼瑟 · 奥尔森曾把市场分为 “ 自发的可以自我实施型的市场 ” 和 “ 社会规划型市场 ” ，很大程度上就是描绘了市场的完善程度与社会信用以及相应市场交易模式的完善程度是对应的。奥尔森认为，在前一种市场类型中，合同与权利对于促成交易不起主导性作用，交易的内容并不抽象，是可见的、摸得着的，比如劳动密集型和很多传统制造业的情形就是如此，因而，此类交易对社会信用的依赖程度就比较低。相反在后一类市场类型中，生产与交易都需要较为雄厚的资本和长远的利益计算，而且交易也不是 “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 ，而需要在未来完成，所以这类交易对产权的保护和信用的要求很高，是契约密集型产业。由于两者对社会信用的要求不同，因而两者所支持的经济发展也不同：前者只能维持短暂的经济繁荣，而后者可以保障经济的长足发展。由此可见，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还是与市场经济的逐步 “ 升级 ” 分不开的。
从目前状况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重建的紧迫性自不待言，但其成功与否无疑受到上述两种转型的限制。在市场经济中，不讲信用可以看作道德约束力减弱的表现，而讲求信用也可视为道德约束力发生作用的效果。但是，从不讲信用到讲求信用，这一过程并不是道德训诫所能实现的，而要经过一系列人与规则之间的磨合。上述两种转型恰恰为这种磨合提供了机会。
来源为 “ 信用 365 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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